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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损害环境法益的情形中，一个往湖里倾倒一盆污水的行为的确会破坏水体的纯净度，但是，环境系统具有一定的自我净化能力和承受能力，这种单一的行为并不会影响环境系统功能的发挥。

法律术语中一般忌讳用形容词，因为形容词往往不确定、难以量化权利需要的是对其定性或说明，而不是对其加以形容－－至少法律意义上的权利是如此。从关于和谐权的学术文献数量可以判断，至少和谐权尚未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2004年9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正式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发展道路过程中，始终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个基本的制度目标，这一原则性立场无疑有助于和平权和谐权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基本人权。根据叶亚楠在《联合国〈和平权利宣言〉的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24一文中梳理的资料表明，在历届工作组会议上的审议过程中，都有若干代表团明确提出对和平权的否定观点。和谐权将改造民主的内涵，人人被善待，尤其是少数人和弱势人被善待，将是新式民主的标志。国家有责任，也有义务去保证和平权的全面实施。

例如，和而不同，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对和谐社会的价值特征和制度要求作了明确的阐述。诉讼各方，甚至社会公众除了需要转变对科学证据的依赖之外，还需要将其置于管理、诉讼、证据3个不同维度进行宏观考量，从宏观角度为科学证据的良性运行、证据效力的实现提供善治的制度设计。

在司法鉴定乱象没有被曝光之前，无论是诉讼各方还是社会公众都赋予了鉴定意见绝对的证据效力，赋予了司法鉴定绝对的公信力，直至大家对此产生了怀疑，并对司法鉴定大为诟病。仅涉及诉讼当事人双方利益的传统诉讼，也可能会对其他社会公众的利益产生影响，使得诉讼具备了公共性，诉讼从而具有了现代性。毕竟当人们有更多的机会参与政治的过程并影响其决定，或至少相信在未来有可能参与政治的过程，就会对政治产生更强的支持力和信任度。正如上文所述，司法鉴定具有两面性，在帮助解决专业性问题的同时，也可能误导证据使用者，从而造成事实的误判。

{29}这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各国在鉴定启动权这件事情上是在不断趋同的，都是在保障诉讼双方权利的同时，又严格限制鉴定的滥用。作为拥有专门知识的人，一方面专家可以正确运用自己掌握的科学知识和经验，对事实认定者感到不明确的数据进行合理的拼合或解释，帮助事实审理者理解证据或确定争议事实。

当然，对于专家辅助人这一制度，立法者应当在法律中对专家辅助人的资格、诉讼地位、权利义务以及出庭程序等予以明确，以确保该制度的良性运行。换而言之，据以裁判的鉴定意见的科学性也充分体现了时代性的特征，即只能表明该鉴定结果在此阶段是正确的、科学的，而无法确保鉴定结果将来是否会因为科技的进步而改变，甚至得出相反的结论。（4）有关事实是否可以在不依靠专家帮助的情况下通过其他途径予以澄清。专家咨询，指由法官向相关领域的专家就专门性问题进行咨询。

如果一味等到标准制定或修订，则很可能已经违背诉讼时限的要求，甚至可能造成无法对犯罪行为人进行追诉的情形出现。世富公司与河南公专司法鉴定中心对原鉴定项目与鉴定人资格等存在争议。对于法医、物证、声像资料、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等可以实行登记管理，在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准入退出时严格对照相应的准入细则和条件。{32}虽然对帮助当事人针对鉴定意见进行质证的专家辅助人进行了明确规定，但在诉讼地位、权利义务等方面还存在定位不清的情况，需要法律或者司法解释再次加以明确。

如果法庭裁决，尤其是证据的确认没有得到诉讼双方当事人信服，或是社会公众认可，则很可能会造成新的社会矛盾，或者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无论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还是《司法鉴定程序通则》，都对鉴定人负责制予以确认，明确鉴定人是出具鉴定意见的主体。

据此，邱满囤向法院起诉，要求五被告进行赔偿。显然，每5个人当中至少有2个人的血型是一致的。

诉讼各方无论从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不能迷信司法鉴定。我们需要做的是，选择在专业技术和职业道德等方面都得到业界公认的专家来作为陪审员，这相对于要求法官单凭自身专业来对鉴定意见进行实质审查要容易得多。正恰恰如此，这也使得鉴定意见的科学性缺乏保障，与其他证据一样，真正运行有效的实质审查机制，造成冤假错案发生的风险更大，这也就反向加大了司法鉴定公信力受到质疑的概率。从前者而言，法庭需要保障事实的认定是建立在确实充分的证据基础之上。即使鉴定意见出现的该种差错在其他证据形式中也可能出现，但社会公众对司法鉴定的质疑会远超过其他证据，甚至会放大。但也正如上文所述，鉴定意见作为证据形式的一种，在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等方面并不具有天然的优势，相反，正是由于司法鉴定在实体和程序层面的复杂性、神秘性，在对鉴定意见进行审查认证时应当加以特别的关注。

这实际上并不利于新技术在鉴定领域的适用，对于司法鉴定公信力的不断提升也是有极大障碍的。其他专家应用该技术时的效果及他们对该技术的评估。

因此，在科学实验室环境下，对于同一专业问题可以采用不同的技术进行解决。1992年4月，汪诚信、赵桂芝、邓址、马勇、刘学彦等联合发表文章《呼吁新闻媒介要科学宣传灭鼠》，其中说到：‘邱氏诱鼠剂实验结果表明，所谓的‘神奇引诱剂对老鼠没有引诱力，经20小时观察，老鼠一口也没吃‘邱氏引诱剂，直到1989年表演者在北京一个养鸭场表演时当场被北京专业技术人员揭穿，表演者并不能分辨出老鼠公母。

{34}以此，可以保障在司法鉴定的末端，再一次将那些存在错误的、有瑕疵的科学证据排除在诉讼之外，确保作为认定案件事实根据的鉴定意见是科学可靠的，从诉讼程序的终端达到保障司法鉴定公信力和司法公信力的目标。3 司法鉴定公信力提升的制度路径 随着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庭审已经成为审查认定证据、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核心场域。

相反，作为证据的一种，鉴定意见也需要接受诉讼各方的质疑，如果鉴定结果对自身有不利影响，可以通过质证或者申请重新鉴定的方式将其排除在诉讼之外。但是在司法实践中，鉴定意见无论是在证据生成，还是在审查、认证过程中，都有可能会令人质疑。在诉讼背景下，鉴定人实施鉴定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实施：（1）在鉴定启动程序上，包括鉴定的启动、委托、受理等程序，应当充分体现鉴定的必要性和当事人权利保障的充分性。然而这些影响往往是其他诉讼参与人，甚至是鉴定人有时都难以发现的。

（2）在管理范围上，可以探索登记管理和准入管理并存的体系。更有可能造成的后果是，在日后的诉讼程序中，诉讼各方对鉴定意见不再信任，循环往复，造成诉讼中的专业问题无法通过专业人士得到有效解决，形成新的事实认定困局。

从法系意识和我国目前司法实践来看，本文认为大陆法系国家的做法值得我国借鉴，也与我国现行司法鉴定启动现状相符。{37}这都说明了科学证据存在不科学的可能。

包括法官在内的诉讼各方往往都不具备解决专业问题的能力，因此寻求外力——有专门知识的人帮助解决诉讼中的专业性问题已经成为关键。对于衡量具体标准，英国于2001年6月出版的《专家证人指南》予以了明确，主要包括七个要素：（1）在没有专家证人帮助的情况下能否发现事实的本来面貌。

[2]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发布《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对查明环境污染案件事实的专门性问题，可以委托相应机构出具检验报告、检测报告、评估报告或者监测数据。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主任法医师。要在诉讼极度依赖科学证据的同时，又避免科学证据给诉讼带来的不利后果，转变在社会公众视野中的不良印象，树立科学证据的公信力，是一项系统工程。首先，从鉴定人角度而言。

如在美国一项民意测验中，70%被调查的法官和律师指出，陪审团认为专家证据比其他证据更可靠。3个不同的年龄判定必然引发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如何量刑等问题。

这可能造成的后果是，即使鉴定意见是科学、准确的，司法鉴定程序没有瑕疵，诉讼某方当事人也可能因为鉴定结果或裁判最终不符合自身利益，而失去对鉴定或裁判的信服。3.3.2关于司法鉴定标准 司法活动应当以公正为价值取向，司法公正是其追求的根本价值目标。

这就要求鉴定人在实施鉴定之前就需要确认技术方法或者鉴定标准，且这种方法或标准在一定时期内具有稳定性，以保障期待可能性的最大实现，但同时又要不断体现科学技术领域的革新。但是限于目前司法实践情形，当事人不得径直不经申请，就自行委托鉴定。